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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南方周末》，这一千年的法，1999.12.29.[12] 梁治平：《传统文化的更新与再生》，载爱思想网，2004.11.15[13] 同上。

这里之所以不予起诉，是肯定了赵宇的行为是见义勇为。在我们的论证中，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出现而产生的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和人们之间在权利上的对立，使权利争夺不可避免，从而使公共权力和国家得以产生。

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人民普遍享有政治权利，这在西方近代以前的历史上是没有的，需要争取，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之一。当资产阶级获取了政治权利，就试图把无产阶级排除于统治集团，用财产限额把无产阶级拦在了政治权利的大门之外。这怎么能说民众有普选的民主权利呢？《宪法》中规定的普选权与实际情况的这种悬隔，长期以来成为西方攻击中国的口实，说中国是威权政治，甚至说是专制国家，是一个肆意践踏人民民主权利的国家。三天后的深夜，马尧春被警察从家中带走。

二者汇于一身，如同两面神，均为邦国的真际，确然无凿，没法否认。当然，《宪法》中另有第五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道德中有些领域是位于法律管辖范围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门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道德判断影响的。

贡十得三，科七人之罪。登特列夫首先概括性地指出：道德与法律的密切联系，历来都是自然法理论之独有特征，自然法之标举，本身就是一则道德命题。道德是人性的一种外化，一种社会化，它需要社会的培植、保护。前人已经说过，没有什么新意。

若有忘情，弃礼而故告者，绞。既然如此，圣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厉而不杀，刑设而不犯。

听从长辈教导，只要合礼合法。刑罚以惩恶，而为善者劝，如有所劝，礼亦存矣。推治身以况治国，治国之道，当任德也。另一方面是与之对立——即否定道德与法律有密切关系——的法学家的论说。

以刑罚治平，是以药石供养也。但是，他有一个区分却有可取之处：道德只知道义务，不知道请求，只知道责任，却不知道何以有责任。以此八议之人犯死罪，皆先奏请，议其所犯，故曰‘八议。难怪奥斯丁和哈特会讥诮视道德为法律基础的法学家说：恶法亦法。

何况即使作为手段，道德对恶的对立也难奏其效。法、道德和宗教三者都禁止杀人。

[9]葛洪用祭祀上的庄重服装比喻德教，用将士的盔甲比喻刑罚，是有些不伦不类。这是对立统一法则的基本表述之一。

但没有政迹，却自我吹嘘，或遣人造假，就要受罚。想把这样的道德融入法律肯定是难于成功的。[29]似乎一开始就把道德与法律截然分开，以致博登海默也认为，康德代表了他那个时代把道德从法律中解放出来的现实运动。[66]那么，什么是实践法则呢？康德这样说：使得某种行为成为一种义务的原则，就是实践法则。案梁陈已往，略有其条。正如凯尔森所说：法是一个手段，一个特种的社会手段，而不是一个目的。

韩子岂不知任德之为善哉？以为世衰事变，民心靡薄，故作法术专意于刑也。但法之完成这一任务是通过规定：如果一个人犯杀人罪，那么由法律所选定的另一个人就应对杀人者适用由法律秩序所规定的某种强制措施。

人帝配之，即加羊、豕。惟上智下愚不移，其次善恶交争，于教扶其善，法抑其恶，[11]这里讲善恶皆性也，已经综合了孟子和荀子，然后直接讲对于性善用德教，对于性恶须法制。

至于革命之期运，非征伐用兵，则不能定其业。这些话听起来都没有错，问题是，道德与法律的密切联系是否得到明白晓畅、意义深隽的体认？道德与法律的区别又是否有深植根本而判然两分的洞见？登特列夫对此并无把握，因此他用我们有可能在他们早被遗忘与怀疑的玄想中找到种种迹象，证明他们对遵奉法律与履行道德之差别确有清楚的领会这样模糊的语言来回避问题的实质，甚至他还想到康德那里寻找问题的解答。

所以说德礼是政教之本，刑罚是政教之用。有了以上的了解，我们再来理解康德的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就会相对容易些了，他说：一项道德的实践法则是一个命题，它包含着绝对命令（戒律）。[26] 登特列夫著：《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页。[21] 更详尽的论述，见登特列夫著：《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106页。

一个是主观的，一个是客观的。恃力务争至有探汤赴火而忘其身者，好利之心独用也。

这一时期西方法学家有关这一问题的论证，我们在前面陆续地都提到一些，在这里，我们主要谈道德与法律的现代冲突，即西方法学家在论证道德与法律关系中的异同和对立，拟分两个方面来谈，一方面是同意道德与法律有密切联系的法学家之间的不同论说。走笔至此，读者可能也就理解中华法系中蕴含的道德深意了。

谓世衰难以德治，可谓岁乱不可以春生乎？人君治一国犹天地生万物，天地不为乱岁去春，人君不以衰世屏德。[72] 参见登特列夫的归纳。

登特列夫对自然法中道德与法律关系的介绍和论述，让人感受到自然法为法律提供价值关怀和道德支撑的强烈冲动。进入 方宇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华法系专题讨论 。所部为其立碑颂者，为从坐。[23]在接下来的篇幅中，登特列夫认为自然法理论家并非没有看到这些所谓的区别或对立，而是以更深邃的思想来理解这些法律与道德的区别或对立。

下条准此者，谓告期亲尊长，情在于恶，欲令入罪而故告之，故云准此。登特列夫注重于一种情况：也是比较惹人注目的情况是把法律道德化，也就是使法律从属于道德。

杨又将道的兴衰与礼与刑的用废内在地联系起来，触及了道德与法律的根本，显示出高屋建瓴的气势。依1789年的宣言，人类之自然与不可让渡的权利是‘自由、财产、安全与抵抗压迫等权利。

道德与法律的问题在此凸显出来，单纯地只讲法律，不讲道德，肯定是不行的，何况是严刑峻法。[20]在肯定自然法或否定自然法、或更直接地说在肯定法律与道德密切相联或毫不相关的大背景下，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凸显出来。